中國東北霧霾在2015年的一部紀錄片「穹頂之下」躍居世界的目光下，大陸霾害的嚴重性，變成可以清楚看到、切實感受的環境問題，臺灣的霾害問題也在幾次季風吹拂的事件下，開始引起社會的注意。

當出門在外，都需要攜帶口罩，騎著機車繞都市市區二個小時，回到家臉上都是灰油油，學校在空氣品質不好時，也要大家盡量減少室外課程。這漸漸變成台灣常見的日常生活。事實上霧霾很早就發生在臺灣，只是大家對於隨手可得的空氣，早期似乎也沒那麼在意。

據《聯合新聞網》報導，環保署訂定PM2.5（高濃度細懸浮微粒）的國家標準為15微克，但2016年環保署監測發現，全台PM2.5年平均值接近每立方公尺20微克，其中台北17.3微克、台中21.8微克、台南26.1微克、高雄24微克，等於說越往南走，離國家標準15微克就差越多。

「連呼吸都會死，恐怕是民眾從未想過的事」根據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研究發現，2014年因暴露PM2.5死亡的患者高達6千多位，有高達6成都集中在中南部的縣市，主要死因有缺血性心臟病、中風、肺癌及慢性阻塞性肺病（COPD），研究也指出PM2.5會提升慢性病患者的死亡率。

當溫水漸漸升溫，鍋子裡的青蛙卻逐漸察覺了環境改變。而這一切都是工業化與都市化帶來的副作用，我們又如何做出改變呢？

英國人霍華德（Ebenezer Howard）在1898年提出花園城市（Garden City Planning）的都市計畫概念。由於當時在工業革命後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，產生許多都市的環境及社會問題，所以他認為一個好的城市環境，需兼具都市和鄉村的優點。

受烏托邦小說《回溯過去》和亨利•喬治的《進步與貧困》的啟發，霍華德於1898年出版了著作《明日‧通往改革的和平之路》（To-morrow: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）。他設想的田園城市是在6,000英畝（2,400公頃）的土地上安置32,000個居民，都市呈同心圓分布，設有開放空間、公園和6條120英尺（37米）寬的林蔭大道放射線。田園城市可以自給自足，當它人口滿員達到32,000人時，就要在附近新建一座田園城市。依此概念而生的經典案例為英國的新市鎮萊奇沃思花園城市（Letchworth，1903）與韋林花園市（Welwyn，1920）。

霍華德的概念涵括了政治思想，在他的設想中，「所有的土地歸全體居民集體所有，使用土地必須繳付租金。城市的收入全部來自租金；在土地上進行建設、聚居而獲得的增值仍歸集體所有。城市的規模必須加以限制，使每戶居民都能極為方便地接近鄉村自然空間。」

霍華德概念中試圖在城市中提供能自給自足的社區鄰里單位，兼顧都市與鄉村兩者居住環境的優點而不受噪音空氣等汙染的概念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，當代很多都市計畫思想都來源自花園都市思想。不過現今世界上存在的花園都市，僅僅是作為居民區來設計，這與霍華德爵士平衡住宅、工業和農業的思想並不相同。

台灣也有過類似的規劃，位在南投的中興新村。中興新村1955年開始籌建，1957年整體都市設計參仿英國倫敦「新市鎮」創建模式而設計建造完成，最早佔地約二百公頃，成為辦公與住宅合一之田園式行政社區，社區內開先例之雨、污水分流下水道系統，使社區有最好的生活環保標準，社區內巷道採囊底路設計，易形成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濃厚情誼，突顯強烈的社區意識。

不過在政治、經濟的極度集中發展下，台灣的人口流動集中在以台北為核心往新北、桃園發展；而六都也高度集中，吸引舊有縣區人口，都市化發展是現代文明必然的趨勢。近年來都市文明發展惡化自然環境，開始讓居民掀起反思的浪潮。環境急遽的改變，能源使用、空氣汙染、極端的氣溫與難以宣洩的暴雨積水，都給台灣社會帶來不斷的爭議。

高度的人口密集似乎是亞洲共有的魔咒，我們很難希冀如同電影裡歐美平房社區，擁有自己的草坪、院子裡的大樹、獨有的樹屋。在土地缺乏，地價高漲的年代，亞洲城市的發展只能往都市改善的途徑上走。

如果大範圍改變不可能，那麼台灣能作什麼？這是一個務實的問題。我們找到了一個模範生鄰居可以作為借鏡。

臺灣早期與香港、韓國、新加坡並稱為亞洲四小龍，這四個國家當時經濟利基並不相同，不過在整體來說，新加坡成為這四小龍中，發展最為均衡而快速。尤其在地小人稠，先天上的限制卻沒有成為進步的桎梏，反而讓新加坡在經濟、科技、居住等方面成為世界上的佼佼者。

但我們關注的視角是，以新加坡地狹人稠的限制，人口密度居世界第三。再加上新加坡位處熱帶、終年高溫，但七、八月的氣溫，卻沒有像台北這麼炎熱，很大的原因，要歸功綠化的成功。新加坡以花園城市的定位，推展綠色建築，並且以其綠屋頂、立體綠化、空中花園成為其都市建設上的一大特色，甚至發展成為旅遊景點。

我們從新加坡嚴格的城市綠化法制可以窺見在執行上的落實。

住宅小區的綠化必須達到總用地的30%~40%，住宅樓須距馬路15米以上；在規劃管理中，要求報審的施工圖中必須增加園林綠化設計；1年內不開工的土地必須綠化等。

在新加坡，任何人不得隨意砍樹，包括自家土地上的老樹。實際上，想要在新加坡砍伐有歷史的樹木基本是不可能的，有些大樹的砍伐成本甚至高達每棵100萬新元（約合人民幣460萬元）。

1. 新加坡國土面積約704平方公里，大約是台北市（271.8平方公里）的2.6倍大，人口密度大約與台北市相當，因此可以說新加坡就是2.6倍大小的台北市。
2. 境內共有逾307座公園及4個自然保護區，森林和保護區的面積約占國土的23%，綠化占地面積約為443公頃，其中占地20公頃以上的公園（大安森林公園26公頃）超過30個。
3. 2017年計有74條PCN（Park Connector Network），共306公里，串聯城市社區間的公園，人們可以沿著步道騎車、慢跑，接近自然。16條自然聯道（Nature Way），總長68公里，預計在2030年增加到180公里，串聯不同的自然保護區。
4. 新加坡的綠化覆蓋率約達50%，對比台北市5%的數字，等於比台北多種了9倍的樹木。
5. 由於地少人稠的高度都市化，發展屋頂與立體綠化不遺餘力。政策上要求2010年後的建築設計規劃，必須有立體綠化設計，否則不允許新建。2014年立體綠化面積達61公頃，中長期目標在2030年預計達到200公頃，也就是憑「空」創造7.69個大安森林公園大的綠化面積，大約1000座誠品綠園道的室內外綠牆總面積。2030年之前使綠建築比例達到所有建物的80%。
6. 發表「新加坡城市生物多樣性指數」（Singapore Index on Cities' Biodiversity），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城市規劃與發展的考量中。相較於臺灣城市發展，仍未有明確的kpi值可供積極衡量都市發展。
7. 在2010年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中，名為「1000個新加坡：小巧緊密的城市典範」的新加坡館，展示了一個驚為天人的構想：那就是如果沿用新加坡的都市規劃模式，只需1000個新加坡（大小約相等於地球陸地面積的0.5%，或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面積），已能從容地容納全球人口。這個被冠以全球規劃最佳的城市，揭示著60年堅持的發展是一場成功的革命。

綠屋頂與垂直花園的推廣，對於環境是一個正向循環的都市工程。有太多的證據顯示綠屋頂與垂直綠牆對環境的正向作用。

臺大林炯明博士研究指出，就臺灣而言，若以夏季30℃為計算基準，氣溫每升高1℃，就增加60萬千瓦的耗電量，相當為核一廠的1部主機發電量；可見氣溫每升高1℃，要消耗多少能源，造成多大之排碳量。當不計算綠化的其他效益，單就綠屋頂與垂直綠牆的隔熱效益，其效益即遠大於投資。當家戶的綠化並聯時，更能減少大範圍的都市熱島效應。

聯合國「環境研究計畫」指出，當城市綠屋頂達到70％時，可減少整個城市8成的二氧化碳含量，並且都市熱島效應將會消失。而中研院的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指出，臺灣的增溫大於全球增溫，「都市熱島效應」必為主因。熱島效應可讓人口最多的臺北增溫達7℃。這高達7℃的溫度，消耗的將是驚人的電力需求。在台灣不斷爭論以核養綠或是無核化家園的同時，更應該採取積極的節能有效政策，而非僅思考創造更多的能源，因為任何能源的產生，其背後必然隱藏環境成本。

寶銳在推廣綠化工程所思考的是從家庭出發，以家為單位，創造私人居住空間的綠化，從減少以家為單位的能源消耗開始，進而讓綠化工程的外溢效益改變我們所居住的家。新加坡能作到的，台灣同樣能完成！夢想方興未艾！